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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议朝政,裁量人物.0000


舒鱼 @ 2006-03-23 17:15

琉球---中国的领土   

 

 

 

 

 

     全球华人历经二十余年,波澜壮阔的保钓运动在不了了之下,告一段落。然而事实上,近百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势力一直在处心积虑,得寸进尺地蚕食中国领土,从琉球群岛到钓鱼台群岛,接下来就是台湾、澎湖--保钓运动和近年来琉球的事件,不能不使人们再次翻开那本与钓鱼台历史不可分割的历史老帐。

 

 

琉球一直要独立出日本 

 

 

     1996年八月因琉球美军基地的三个美军士兵,合谋强暴奸一位年仅十二岁的琉球未成年女童,引发了琉球群岛空前的反美浪潮,成千上的琉球人走上街头,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游行示威,在高喊“美军滚出去1的同时,另一种潜藏已久的反日情绪也高涨起来。历史的真实记录无法篡改,在琉球人内心深处,被日本武力从中国掠夺、吞并的惨痛记忆犹新,已振荡了多次的“琉球独立”运动又成为热点,在街头巷尾热烈讨论。          

 

 

书店里抢购着一本叫《冲绳(琉球)独立日》的历史书,鼓动人们争取独立出日本,它用历史向人们诉说“我们不是日本人---琉球国的历史”(1).琉球调频广播电台“沟通”也利用琉球人在九月八日对“美军基地存废”进行公投之机,对民众进行“琉球是否独立”的民意调查。而公投的结果:人们一致投票决定不接受美军基地,更不接受日本政府“代做的决定”(2).这使日本高层曾一度如热锅蚂蚁,最后又是给于琉球巨额财政拨款,又是像对外国元首一样郑重接见冲绳县知事(县长)、并一再道欠,连哄带骗才蒙混过关。其间,日本媒介始终守口如瓶,不让“琉球独立”问题在大媒体爆光。而此时(九六年九月)正是中日钓鱼台之争一片火热之际,海内外华人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一定大惑不解,为什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此时忙碌的不是钓鱼台事务,而是看起来并不紧急的琉球公投问题其实这背后的琉球主权问题比钓鱼台严重得多! 

 

 

琉球自古以来就附属中国 

 

 

 最早在史书上关于琉球的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原与琉球的商贸发展、人民往来已十分活跃.朝廷曾派出大臣朱宽劝说琉球王进贡臣服隋帝(3)。另一记载是十四世纪,明太祖年间中国的又一鼎盛时期,琉球王正式向朝廷进贡,接受中国保护和册封,派出大量学生学习吸收中原的文明文化,和朝鲜、越南、缅甸、西藏一样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即“tributary”的概念,它不同于近代西方“colony”殖民地,但类似于中古欧洲农业文明和“奥匈帝国”时期的“进贡国”或中世纪罗马教皇统治下的“stateswithinstates”的概念(国中之国)”,所以,西方在文化上是不难理解这一现象的,西方原则上视之为一个国家。这样一直过了两百多年,到了一六零二年,日本的“萨摩藩侯”就象当时的日本海盗“倭寇”偷袭中国沿海一样,武力胁迫琉球归为“藩属”,在遭到反抗后,于一六零九年派岛津家久,率兵攻入琉球,俘虏琉球王,派兵监督琉球内政四十五年。一六五四年琉球王终于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感念中国的厚道皇恩,主动遣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当时的大清康熙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此后又是二百多年,尚质王朝贡不绝,采用中国年号,沿用汉唐文化,称中国为父国,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西方“父子国(Affiliatedaffiliation)”。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欧洲列强开始远征亚洲。 

 

 

 台湾事件:日本借口掠夺琉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68),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已经开始,雷厉风行的改革在经济开放、教育普及和社会西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随之而伴生的爆发心理和军阀执政的结果,导致这个国家产生了对外野蛮武力扩张的狼子野心。就在这时,发生琉球渔民在台湾遇难的“台湾事件”,给了日本一个借口。一八七一年琉球居民六十六人航海遇风飘到台湾,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五十四人,余十二人被中国的台湾政府保护,送回琉球,被杀五十四人台湾当局则不过问。这时候日本则以“保护国民”为借口向中国交涉,遭到中国的严词拒绝,大清总理衙门大臣毛旭熙说“二岛具我属土,属土之士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繁为过问”日本则从毛的“杀人者结属生番,故旦置之化外,未便穷洽”中,断章取义诡辩硬说中国承认琉球和台湾不属于中国,进一步无中生有地编造:琉球从一六零二年起已是日本岛津藩(萨摩藩)的“藩属国”。日本以此为借口于一八七三年,兵临琉球,废除国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登陆台湾,大肆攻掠,并披荒屯田,备赖下来不走了。日本军阀山县有棚还提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外徵之策”,企图夺取整个台湾。大清闻讯,派沈保桢统兵万人,紧急赴台,并决心死战。日本见大事不妙才肯“和谈”,威逼敲诈腐败愚蠢的大清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专约》,清廷竟然承认日本此举为“保民益举”,还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4).中日关系的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屈辱事件,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中国从未承认琉球属于日本 

 

 

 一八七五年,日本得寸进尺,大军开入琉球,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废除中国年号,改为明治年号。虽然大清软弱无能至此,但在琉球主权问题上始终坚持为中国所有,没有让步。直到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年)天皇政府推行“废藩设县”,在琉球强行搞了个所谓的“琉球处分”,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改为“冲绳县”,南为大清领土,并企图硬逼中国承认。当时琉球中山王派使臣到北京朝廷哭诉,恳求大清保护属国,而清廷在日本武力威慑下一味地厌战求和,在提出毫无作用的“严重抗议”后,乃提出另一妥协方案,即三分琉球:挨近日本方向的庵美大岛为日本领土,冲绳群岛按“琉球处分”以前的状态仍归琉球中山王的领国,南部的先岛群岛为中国的领土。而在此时,沙皇俄国在伊犁边界又欺负大清无能,掠夺蚕食。朝廷迫于内外交困,于一八八零年九月再次向日本让步,按日本的二分法草签分界条约(5)。按此条约现在日本控制的包括宫古、石横、八重山群岛在内的先岛群岛,准备归还中国。但此条约在北京遇到朝廷重臣的大力抨击,指责这是“卖国契”,主战派甚至主张立即派出重兵,不惜与日决战到底。最后中堂李鸿章上奏折说:“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唯有以延宕一法,最为相宜”,大清随搁置此案。后来虽经日本再三催促也没结果----清庭不签此约,那就意味着中国不仅拥有南琉球的主权,而且仍然坚持琉球北部的主权----此后,日本干脆装聋作哑,继续窃居中国领土。 

 

 

 钓鱼台:近代史上的百年耻辱 

 

 

日本在窃居琉球三十六岛后的十几年间,一直垂涎中国的另一属国:朝鲜,找茬兹事直到一八九五年挑起甲午战争,偷袭北洋舰队,迫使大清签定彻底丧权辱国的,割让它窥视已久的宝岛台湾。此时,日本食髓知味才一点点的把它的魔爪,再次伸向远离日本一千多海里,而挨近琉球70海里、离中国福建90海里及中国台湾70海里的另三个小群岛:钓鱼台群岛。此群岛由钓鱼台群岛、黄尾屿群岛、赤尾屿群岛三个小群岛组成,相互间隔十几海里,共有五个小岛和三个礁岩(已另文详述)。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仅四点八平方公里的陆地,而是按一九九二年《联合国海洋公约》来划定、所属的七十四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一九六七年联合国勘探发现此海域蕴藏着八百亿桶的原油,这相当于全体中国人每人平均拥有六、七桶之多。按日本声称:日本首次提出对钓鱼台拥有主权,则是在明治二十九年,即一八九六年日清战争结束,朝鲜、台湾到手后,日本天皇颁布“勒令第十三号”,公布钓鱼台“正式划入日本帝国版图----”这是日本最早提出拥有钓鱼台的日子,比中国实质拥有该岛晚了一千多年!按照日本资料:福冈县人氏,一八七九年移居那霸的古贺辰四郎,在日本占据琉球后,一直派人到“尖阁群岛(日本对钓鱼台的这个称呼实际来源于英国海军发现它时,看到群岛尖峰形状而称之为“PINNACLEGROUP”之日语发音〕”采集“信天翁”的羽毛,其间曾向冲绳县、中央内务、农商大臣申请“借地开发”,但日本明白:“该岛是否为日本帝国所属尚不明确”,所以一直没批准。而直到《马关条约》签定一年后的一八九六年九月,古贺“对该岛多年的宿愿才锝以实现”。今天正是日本涉足该岛、从中国掠夺而走的一百周年! 

 

 

美日非法私相授受中国主权 

 

 

日本这种侵略扩张一直持续到挑起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及亚洲,丧心病狂偷袭美国珍珠港,终于迎来了可耻的失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无条件接收《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根据此约“日本只能保有其本土四岛”,其它武力吞并的领土必须放弃,中国的钓鱼台和属国琉球理所当然应归还中国。但战后此二地均为美军占领,虽然美国“不承认二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但也没有交给中国。一九四七年四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这两块“主权未定”之地交给美国“托管”。就这样拖了二十三年,中国两党从大陆打到两岸,且还在打个没完,谁也不顾领土。而此时日美两国已由仇敌变成亲家,合穿上一条裤子,在琉球、钓岛问题上狼狈为奸。一九七零年美日背着中国签定《美日旧金山和约》,拿中国的领土作交易,私相授受,把琉球连同钓鱼台的“施政权”转给日本。但这遭到土地主人的琉球人的群起反对,他们“聚哭于闹市”,连夜集会向美国、日本抗议,数度组团到台湾向蒋介石哭诉、陈情,代表团用汉语恳请蒋总统看在同是“一家人”的份上,在联合国仗义直言,准许琉球独立或并入中国版图(6)。此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对于决定琉球和钓鱼台前途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那个关键时候若中国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今日也用不着全球华人这么艰险地保钓了。 

 

 

琉球主权与《经济日报》事件 

 

 

全球华人最大的报业集团,台湾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联合报四十年》中,关于全报系唯一被查封过的《经济日报》有这样的叙述:“民国五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经济日报》创刊甫满五个月,当日该报在一版下方位置,以五栏题刊出《不承认日对琉球有剩余主权,决策人士昨告立委,我立场不变》的报导,第二天经济日报因违反‘宣传指导’而告休刊,经过很大的波折始在十六日复刊。”那么到底这则新闻犯了什么大忌呢?全文转述如下:执政党中央有关方面,昨日晚向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表示,中央对琉球问题的立场,仍与过去一样,绝不承认日本在琉球有所谓的“剩余主权”,中央有关方面在昨晚的一项非正式餐会上表示,目前我政府正与共匪作战中,琉球问题与对匪作战上,显然是此要问题,因此不愿在此时因琉球问题与有关国家引起磨擦。这项自助餐的主人是执政党中央五组,以及外交部政务次长沈琦,被邀的客人全是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这项非正式的餐会透露,政府基于《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的约定,不承认日本在琉球有任何主权。对于琉球目前被悬挂类似于日本的国旗,并有日本在琉球为出境的琉球人民签发护照等,并不加以承认。虽然美国曾表示放弃其对琉球军事托管的地位,但对美国对日本的一再让步,以及“送人情”的作法,绝不赞同。目前我外交部已向美国大使馆,将我们的态度以口头表示过。餐会中中透露,琉球人民并不全部赞成归属日本,因而目前仍有很多人在出境时并不持日本政府签发的护照。立委们已决定,当立法院本会期改组委员会后,外交委员会将再为琉球问题举行会议,并邀请有关单位首长列席备询。

 

 

  这就那段悲哀的历史,做为牺牲品的经济日报总编丁文治先生含泪离开了报社,更从此改变了他的整个新闻生涯。如今他再次感叹:缺乏远见的政治家绝非人民之福!

 

 

琉球传统文化与中国情结 

 

 

 自从日本窃取琉球后,为扑灭琉球人的国家意识和独立风潮,不择手段,使用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强行“日本化”。那时琉球人的汉化很深,虽然经过日本七十年的“皇民化改造”,但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华文化根深蒂固,基本未变。他们使用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汉语方言,风俗民情、社会人文依然属于儒家文化,口音属闽南语和台湾语系,更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采用的是中国的农历年号,节日喜庆也与儒家文化大同小异。一九七二年美国将琉球再度“转让”日本后,日本为消除中华文化,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穿日本服装、吃日本食品。每一个孩子必须进入只能讲日语、学日本文化的学校,接受至少十年的“免费教育”。而为消灭汉语方言,从小学起便在每个班级都制作三张“方言卡”,谁讲方言谁就会领到卡,持卡者直到发现其他讲方言的人,才能传给下一个,直到这位持卡人发现另一个。而每到放学以后,持卡的这三个学生则必须留下来打扫教室。因此,许多拿到卡的小学生,不惜和同学打架,逼同学用方言脱口说出“好痛”或“混蛋”,以转移卡片逃避扫除(9)。这样使琉球“日本化”到现在,依然没有使他们忘记历史,忘记祖先。至今琉球人最爱引以为证据的是:日本人总是在客厅摆一把武士刀作为装饰,而琉球人则是摆类似中国琵琶的三弦琴,以此来对比日本的凶残好武,琉球人的爱好和平。 

 

 

琉球人说:我们不是日本人 

 

 

九六年底,琉球美军在基地事件再次雪上加霜,首先从美国传出,美军前不久,在琉球使用了放射性核子枪弹头,练习射击,给琉球造成核污染。事情的严重性并不在于核污染本身,而是当美军告诉日本政府时,日本心怀鬼态,拖了半年之久都不告知日本人民,更不告知琉球人,直到事情终于从美国暴发出来,再也按不住了,日本才急忙把这一旧闻公布出去,这使琉球人对日本更加不信任。九七年三月,就在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问日本时,驻琉球美军又传出强暴、虐待琉球妇女丑闻:一个美军将一名琉球妇女从头顶上扔出去,落在床上摔坏了好几根骨头。这件事无疑又一次在琉球的排美抗日的烈焰上,火上加油。日本政府使出两面手法,首先推出一个“振兴琉球法案”,准备投入大量资金,要在琉球推行所谓的“一国两制”,给予琉球更大的自主权,自治权。另一方面于九七年四月,日本国会强行制定“美军驻琉球法案”,不顾琉球人强烈的抗议,企图把美军强驻琉球变成正式法律,强制那些不愿将土地租给美军的数千户琉球人,租出他们的土地。结果引发琉球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他们不仅在琉球本地抗议,四月十七日,更有琉球居民团体代表一百人,穿着不同与日本的琉球民族服装,拿着象征着琉球民族的传统乐器鼓和三弦琴,在审议驻军法案的日本国会前,声嘶力竭地抗议。但日本议会还是无视琉球人的反抗,强行通过了此法。这样,琉球哗然,要求独立的呼声再度高涨起来,现在,在琉球书店里,醒目的琉球历史书中印着:“琉球曾是中国的附属国,我们不是日本人”。 

 

 

 以攻代守:保钓必须保琉球 

 

 

 在中日关系的近代史上、在历次保钓运动中,与日本相反,中国总是被动保守,民间热,政府冷,诸多失误。强烈对比出双方政府,一个精明能干,一个封闭蒙昧;一个处心积虑、步步进逼,一个保守内向,腐败无能,这也正是两国在近代发展中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更有甚者,一九七二年在中共从台湾手中,接过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后,对琉球主权问题甚至绝口不提,这么大的一桩主权案,两岸竟然都忘记了!

 

 

  笔者曾与多位具国际眼光的日本学者深入探讨:为什么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彻底检讨它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而痛改前非呢他们的回答非常坦率:第一,战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足以使它改变的“国际压力”,这也有战后美国利用日本进行“反共战略”的因素,转移了国际焦点、世人的视线;第二,天皇制的保留继续了日本的政体和意识形态,麦克阿瑟被日本捧得忘乎所以,以至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在中美朝鲜战争时,美国甚至支持日本违反其宪法“非武装”的原则成立“自卫队”,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耗资第二大的军队;第三,日本从来就是一个注重“实力主义”的民族,它不信真理,唯信实力。在它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维新时期,正是西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论”和尼采“权力哲学”风行的时候,这种思想在日本从此扎根结果,以至于和德国一样产生野蛮的军国主义;第四,近代史上,日本基本上是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亚洲国家,想他们“如此无能、远不及日本”。至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印象仍然是贫穷、肮脏、无礼--而且还专制愚昧。前几年日本最大的自民党,在吹嘘自己“治理日本几十年的辉煌成就”时,轻蔑地列举亚洲国家及中国:“那些支那人(对中国人的蔑称)至今还象野兽似的住在洞穴(指陕西一带的窑洞)之中----

 

 

  在今天保钓运动中,钓鱼台主权与琉球主权必须相提并论。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琉球归属日本,现在更不能放弃。并且,挨近台湾约有五十海里的先岛群岛,就连日本自己也承认是中国领土,理当首先归还中国,至于北部琉球问题,则可在“主权为中国所有”的前提下,视中、日和琉球人民自主谈判决定其归属或独立。保钓、保琉球运动只有以攻代守、积极主动,才能有更多筹码与日本就钓鱼台和琉球问题谈判、交易、妥协,才能不愧对祖先、耻后人。

 

 

 

 

 




 
舒鱼 @ 2006-03-23 17:12

中国对日强硬要什么?

 
中国副总理吴仪昨天突然取消下午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谈,提前结束访日行程,从东京飞回国。她上飞机前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人员握手道别(新华社) 
 

● 孙伟炜(北京通讯)

  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上周三在东京说,北京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使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也无法让中国回心转意,在日本进入安理会的问题上由反对转为支持。

  事后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一名熟悉中国官方立场的人士,他反问我:“中国为什么要反对?”可惜他后来没有再讲下去,大概是因为担心言多有失。

  中国为什么要反对日本“入常”?中国真的反对日本“入常”吗?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清楚,否则中国官方上个月也不会允许——至少是默许——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在各大城市举办反日游行,中国副总理吴仪昨天也不会以“国内有公务处理”为借口,临时取消她和小泉的会谈。

  不过深一层分析,事实或许不这么简单,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对中国损失不大,相反的,中国为此事结怨于日本,负面的影响可能会是难以估量的。

  首先,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两个改革方案,无论是“六加三”还是“八加二”,新的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否决权,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不会因为日本的加入而受到威胁,亚洲仍然只有一个国家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那就是中国。

  其次,日本一天被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它就需要美国在安理会中为其代言。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带头反对日本进入安理会,等于把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最强大的对手团结起来围堵自己。只有意气用事的人才会这么做。

看不出中国意气用事

  从中国领导人这段时间来在中日问题上的谈话和作为来看,我们找不到他们意气用事的证据(如果我们把中国官方和一些民众的作为区分开来的话)。中国外长李肇星上个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党政军干部作报告时就提到,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妥善处理好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用浅白一点的话讲,李肇星在这个内部会议上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中国高层不希望把中日关系搞坏,因为中国现阶段付不起这个代价。

  再进一步看,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非常清楚:要借日本希望进入安理会的机会,给日本施加压力,解决中日关系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其实还有台湾问题),为未来把日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创造条件。

  换言之,中国领导层实际上不反对支持日本进入安理会,只是他们也不会无条件地支持日本。他们希望通过摆出强硬姿态来表明,在进入安理会的道路上,日本必须对历史问题先让步,才能过中国这一关。

  为什么历史问题这样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靠爱国主义、反外国侵略尤其是反日本侵略起家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但中国领导层一样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历史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可能对日本作出任何让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让步。

  如果说中日关系搞坏了不利中国的崛起,何尝又有利日本的崛起?长期以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经济一流,政治二流”,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的邻国从来就不认为它在二战问题上已诚心忏悔了。

  是的,日本政府已作了多次的公开道歉,但如果今天道歉了,明天又发表“参拜靖国神社没有不妥”的言论,谁又能相信道歉者的诚意?吴仪不见小泉,原因恐怕就出在这里。

日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日本当然可以怀疑中国死抱着历史问题不放是别有居心,但小泉如果和阿南惟茂想法一样,何不宣布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或设法把安放在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迁出,抢占道德高地,看中国到时还能找出什么借口反对日本进入安理会?

  日本至今还不能这么做,恰恰说明它要争取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符合的政治影响力,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而是自己。二战以后,日本其实已成为稳定区域的一股重要力量,如果它不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阻碍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大的角色。

  这是日本的悲哀,也是东亚的悲哀。经济上,这个区域正在崛起,但政治上,我们仍活在半个世纪前。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的问题就不用说了,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区域最重要的国家也继续像冷战时期那样对立着。历史的幽灵依然在我们身边徘徊,套用总理李显龙的话,我们在应该携手向前走的时刻却被过去的历史捆住。

  不消说,这对谁都是没有好处的。




 
舒鱼 @ 2006-03-23 17:09

中国政治稳定能维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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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幼珉

  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与民众生活现实严重脱节。

  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的时候,该国的极权政府将不可能继续存在。而传统的共产党人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些过程中,共产党人担任着先锋队和领导者的角色。

  然而,以上的两种议论都是未经实践检验的预言。

  尽管中国今天的执政党比封建皇朝统治集团有较强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一,中共不搞世袭;二,中共有较强的学习功能),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中共近期还是不断强调了须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

  

11因素制约中国政治体系  

  

  而从客观分析,当前中国政治体系的延续则可由以下因素制约:

  一、经济是否持续发展。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不论利益分配是否公平,社会成员的生活质素都可能获得改善,国家因而会享有一个相对的政治稳定。因此,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是未来中国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贫富差距的掌控。

  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越了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水平,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恶化,民变一触即发,不采取非常勇敢、迅速和有力的措施,中国就无法化解这一危机。

  三、解决国民就业问题。

  当前,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4%。而农村还有2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总之,中国政府面临着很大和不容易解决的就业压力。这为中国未来政局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

  四、反腐败的成效。

  当前中国国内的腐败不仅仅局限於贪污、行贿和生活腐化等个人行为,更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侵占国家或群众的利益。为此,全国每年流失国有资产人民币800-1200亿元。

  当革命党人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利益集团,腐败行为将不仅会使国家和民众受害,本身也会因而丧失斗志和决策失当。而腐败的最终结果将是党将不党,民心不从。

  五、民主进程和吸纳精英。

  鉴于前苏联的经验,中国的民主进程会是结合国情和循序渐进的,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必须过民主这一关。从短期来说,应确保全体公民享有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进入精英阶层的权利,使精英集团能够不断进行吐故纳新和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

  六、对武装力量的统领。

  与前苏联和国民党的军队相比较,中共对军队的控制更为严密。由于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有利于当前政局稳定的。当然,军队可以服从党指挥,但最终还是听人民的话。因为军队的主要成员来自民众。因此,军心最终还是取决于民心。

  七、对传媒的监控。

  控制传媒与言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但政治又是最现实的。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国内的主要媒体还将由政府控制。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能在开放传媒的情况下继续生存的。因此,放弃或失去对传媒的控制可被看作“变天”的预兆。

  八、民族的危机意识。

  根据在中国内地进行的一些民意调查,80%的受访者都赞成武力实现两岸统一。在统一未完成以前,全国人民有一个共识、一种被欺凌的耻辱感和民族的危机意识。因此,不论是统一前还是刚完成统一后的一段时期内,妥善处理台海问题都会有助中国政治形势的稳定。

  九、周边共产党政权的存亡。

  中国周边某些共产党政权的生存依赖于中共政权的存在。反之,倘若这些周边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仅是中国腹地受到了列强的威肋,而且,以前苏联和东欧经验为鉴,东欧共党政权垮,苏共就失去了凝聚力。周边共产党政权垮台,中共政权亦必势危。

  十、对西方文化认同的程度。

  这里所指的文化主要包括共同享有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其历史沿革和当前的经济基础上的。而中国当前的政权又是建立在本国历史、文化和外来激进思潮基础上的。

  要抗拒西方文化既不可能,也是愚蠢的。但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却可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前中国政治环境带来冲击。例如,当前国内的“性开放”和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就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表现,是群众对政府主导宣传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这将对现政权带来冲击。

  十一、学习组织,与时并进。

  马克思宣称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至今已超过一个半世纪,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愿景、现实愿景的指南和一个涉及了政治、经济、哲学等跨领域的思想架构。因此,如同世界上另一些宗教和政治信仰一样,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也将可能长期存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要维持本身的地位,只能成为一个学习组织,不断向环境学习,改善工作,与时并进。反之,该党就有失去政权的可能。

  

·作者来自香港,是自由撰稿人




 
舒鱼 @ 2006-03-23 17:04

台湾民主远不如中国专制好
 本文转自<东森新闻报>
 
 
(●作者黄振骐,台湾人,中国深圳大学副教授。简介表示,根据族谱,他的家族迁徙至台湾宜兰约有426年,他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正文为ETtoday.com网友投稿,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黄振骐

从一场只有两成五投票率的选举,我们看见了「人民的手足无措。

从一位艺人的婚外情,我们看见了台湾媒体的「没有水平。

在台湾这样高教育水平的环境,人民并不是不清楚这场国大选举的目的是什麽,也并非下雨天,就中断对民主的热情与支持;而是这些除了这些党派以外人民没有别的选择了吗?我们真的非得在一篮子烂水果中挑一个比较不烂的吗?我想不论是那个政党,都应该要认真检讨,而不是胜选办PARTY、败选提释宪。台湾人民已经对你们完全失去信心,连看舞台剧的兴趣都没有了。

我在中国有几年的工作时间,中国虽然专制,但是意见统一,中国虽然没有人权,贫富差距也不小,但是中国在进步,这里的年轻人想着努力出头天,这里的政府官员除了贪污也会想着让城市成长,中国专制,但是起码言行一致,所有媒体与与政府的言论不会颠叁倒四。在这里大家都一条心,想把中国变得更好更繁荣。我能理解也能预见中国将来会更好。

然而台湾到现在所有的民意代表与政府官员仍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与选票,仍然停留在无谓的意见反对,这不是改革,也不会进步,就连教育政策都让年轻人想赶快长大离开台湾,我能理解也能预见台湾的未来可能被征服。

一位艺人的婚外情,从艺人本身到家族背景到无辜的小孩甚至为了某个奖项,连没有关系的作曲家都可以占了好几个版面,媒体以为大家都想看,以为这样便能得到好的广告效益,完全忽略人权也忽略了媒体本身也具有教育的意义,不论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娱乐媒体,在任何时间转台都能瞅上一眼,我们只是无法转到哪一台看不见而已。现在这个年代信息到处充斥,媒体应该扮演的是报道正确的事实。而非恣意揣测引伸的含意、或者渲染、或者夸大;媒体应该负起媒体的使命,不是为了收视率来经营。

在中国,我一般很少看电视,坦白说戏剧的水平还不是很好,多数的新闻也都是假的,但是他的专制,却让人民安心,人民生活在无须担心战乱的环境,人民生活在政治稳的的环境,他们虽然穷但是他们的心里可以努力与踏实的工作。这是我在中国看见的。

也许媒体应该要首先检讨,自己的使命为何?把舞台规划好整理清楚,那麽那些疯狂的政治演员失去了舞台,也许就会专心的为人民工作。

从这麽简单的两件事情,我看见问题之所在,怎麽这麽多学问渊博的政治家与媒体人,看不见?

p.s.回返Alexchu网友的一段话:「如果不是台湾借助外夷美国插手,台湾早在上个世纪就被打下来了!」,请您查查如果不是美国插手,我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共早在上个世纪救被中华民国统一了。盼确认为荷。又,历史已经是历史,现在的我们都不希望战争,战争是人类最原始欲望丑陋的呈现




 
舒鱼 @ 2006-03-23 16:56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文/龙应台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舒鱼 @ 2006-03-20 22:50

最新新闻:美军进攻北京,惨败!
——转自SOHU<笑话天地>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美国国会所作的总结:这次失败不仅是战略上的失败,更是战术上的失败。

  一.我军大意地使用了北京市旅游局的北京旅游图和北京公交公司的北京交通图以及北京地质勘探中心的北京地形图。我们错误的以为中国人给自己用的东西虽然算不上好,但决不会欺骗自己人,然而我们错了。拿到这几张地图的第一天就注定了我们将要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国家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原本要降落在清华大学的101空降师506团3营被错误的空降到颐和园昆明湖中,会水的投降,不会水的淹死,533人无一逃脱。

  2.第十山地师在攻占云冈地区后,按原计划执行破坏中国航空集团第三研究院的命令,一团一营在云冈镇搜索了将近一天也未找到中航集团三院的确切位置,不得以增加部署整个一团加入搜索,使得部队未能完成作战预案。主力部队在度过永定河时,由于空降部队未能按时将舟桥部队运抵,不得以在渡河地点停留了7小时,在舟桥部队到达后才发现所谓的永定河根本没有水。而一团到撤退时才知道他们在航天三院的大院里整整转了四天!

  3.陆战三师的重型装甲集群在突破中国守军二十六军阵地后从八达岭高速突入北京市郊,在五环路和八达岭高速交界处遇到在美国前所未见的大堵车,在长达15小时的时间内未能前进一步,被中国人的增援部队击溃。

  4.降落在老屯的101师502团伞兵选择小区规划图上绿地、会所、游泳池、湖泊降落。结果当他们落地后发现:他们都落在楼顶上,因为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把原先承诺的绿地会所游泳池湖泊都起了楼以图多卖点钱。更悲惨的是这些该死的小区规划让倒霉的伞兵伞降着陆时死伤无数。幸存伞兵在楼顶与民兵隔着天窗枪战一宿,大部战死。

  5.唯一在四环内空降的101师501团降落在了朝阳公园,那是四环内唯一一片有空地的地方。空降后发现该地区地势崎岖完全称不上空地,空降的重装备无法运出公园,只得放弃原作战计划,固守公园等待救援。他们是本次战役中第一支被成建制俘虏的部队。

  6.打巷战时,我们使用的房地产商作为广告宣传的户型图严重失真,所有户型内部空间狭小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重型武器均无法运入战前选为要塞的房间;且房屋强度严重不足,无法作为战斗用掩体。

  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豹突击队突袭安贞大厦时,特种部队的小伙子们沿消防通道突击,不想消防通道被物业公司封堵或改做他用,拧坏多把钳子后不得不宣告任务失败撤离。

  8.战地指挥官过度依赖中国官方的公路交通图,导致兵力部署失控,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第四重装师从天津一路攻向北京,计划沿京通路,建国路,长安街杀奔中南海;然而路上无数缺失的井盖让我军车辆寸步难行,甚至有连绵不断的井盖群将轮式步兵战斗车和坦克卡住不能动弹的现象出现, 仅存的坦克部队沿著名的京通快速路狂奔,到达四汇时已被颠散了架,被早已守候多时的收废旧家具的乘坐板车(一种近乎原始的中国农民用的运输工具)的疑似民兵的人群(经战后确认,虽然他们在当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但他们并非民兵,只是收破烂的农民)一拥而上全部收去废旧站。

  9.负责突袭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八十二空降师在占领机场后沿机场高速公路进入市区,在通过四元桥时由于桥梁质量低劣,重型装备的驾驶员不敢通过,只得放弃车辆轻装前进。在三元桥面对让人晕头转向的36个红灯和数小时的堵车,被太阳晒得中了暑的士兵们纷纷四散找水喝,大批军人因口渴难耐不得不饮用北京被严重污染的地下水而口吐白沫四肢痉挛不能控制自己的拿起枪来乱射,并高喊:我的上帝,是哪个五角大楼的王八蛋要求进攻这里的?老子要宰了他!!!这里能住人吗?我们千里迢迢的打来这里,真是自寻死路啊!!!

  10.我军机械化部队进城简直是一场灾难,一路上有大大小小十几个收费站要交钱,而且按吨位交钱,同样是过车辆,该死的中国军队至少比我们少交一半的钱!!!而且,连查养路费的也到处设岗,进了城又被交警罚款,且收费人员素质低下,分不清美元和人民币,不论什么钱都要同样的数字!令我军视进城为畏途(早知道应该带日本人来)。

  11.三环大部分路面不能走重型卡车,所有路面不能过坦克,到达三环后所有突入部队的作战人员被迫下车步行作战,被以逸待劳的中国三十八军全歼。

  12.战前我们得到的准确情报称:天通园路地面开阔可以作为空降地点。凌晨一点我军实施突袭,没想到落地后就掉进挖开的下水道里。事后得知:北京市市政工程部门于十年前就开挖的改建天通园路下水道工程到现在都没峻工,同时,北京市区内到处开挖的工地让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

  13.唯一一支杀到二环的是我们英勇无畏的陆军第一师(大名鼎鼎的大红一师),他们猛烈进攻前进到二环路,结果不小心上了西直门桥,就再也没能找到下来的路。各位在座的议员,如果你们有幸去中国的话,一定要去西直门桥看望我们那些可怜的战士,他们至今还在上面转呢。

  14.从塘沽沿京津塘高速进入的第七摩步旅在分钟桥寺下车后才感到噩梦刚刚开始,因为他们发现所有装备无法驶下分钟桥,而企图掉头另找下桥方法的部队发现所有路口都不够宽,或者有别的桥挡住去路。等到他们下了桥才发现他们已经走回塘沽了。

  15.安全空降在八宝山的三角洲部队沿石景山路,复兴路秘密潜入,结果在公主坟桥附近遭到顽强抵抗,被六门老式舰炮和满墙的机炮轰得一塌糊涂的野狼指挥官怒骂到:“是哪个脑子里装屎的家伙准备的地图?怎么连解放军海军总部和空军总部这种地方都没有标在地图上?”

  二.北京市民和各职能单位的积极参战是我们遭到惨败的主要原因。

  17.我们的战略情报影响中心和心理战部队伪造了中央电视台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试图让北京的市民相信他们已经战败,然而结果适得其反,他们作战的信心更加强了!!开始我们以为是我们的画面或者是播音员出了破绽,后来一个从大陆来美国的华裔告诉我,新闻联播也会有人看?那才叫见鬼!另一个华裔说:新闻联播的东西也能信?那才叫见鬼!

  18.北京满街都是的残疾助力摩托车民兵(姑且让我如此称呼他们)和电动自行车民兵师在中国人的防御和反攻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人机动性极高,作战技巧十分熟练,能在任何路面,任何时机出现对我方人员造成杀伤!大批我军官兵被突然从角落里冲出又突然消失的车辆撞伤撞死撞傻撞飞撞得失去战斗力生活不能自理。 你实在很难想象这些训练有素作战技巧丰富的人只是民兵,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天生的战士。

  19.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以留学生身份在战前一星期就潜入北京海淀大运村,希望以那里作为临时据点将京A牌照的摩托化民兵师的兵力布置情况报告总部,谁知道使用天鸿房地产商,燕桥物业声称的XX 兆宽带进行网络通讯时,区区10张总共才5M大小的布防图照片发了4天还未发完!当战斗结束时,欢庆胜利的市民被告知:多亏了房产商和网络供应商的杰出贡献,城市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情报人员告诉我们:假如不是北京慢如蜗牛的小区宽带网速,我们应该能在tian~an-door过中秋节了。

  20.我们的战前评估认为中国的富裕人群比较怕死,可能不会参与反抗行动,后来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中国的富裕人群,尤其是宝马车主太厉害了,4天时间我们有4112人被宝马车撞死,而全北京的宝马车总计才1037辆,平均一人一天撞死一个!!!我们已通过外交部正式向德国宝马公司和他们的中国合资伙伴索赔。

  21.战役中我们的部队准备占领和平里居民小区时,被那里的物业公司误认为是刁民业主雇来的新物业公司,遂大打出手。我军的士兵完全低估了这些中国保安的可怕战斗力,在那种全无章法杀伤力极强的东方式格斗下全军覆没。

  第四师部队在进入王府井商业广场时也遇到同样问题。上至总经理、副总经理,下至保安,清洁工似乎都是当兵出身的,一句不合就动手打人,且格斗技巧很强!这种全民皆兵的战略让我们的士兵避之为恐不及。我们将明确地把中国城建的物业公司列为必须加以制裁的对象,严禁他们进行劳务输出,不然日后伊朗或者朝鲜的保安也会对美国军队产生严重的威胁。

  22.我们的医疗后勤人员始终未能进入四环,因为当地有无数卖花的小姑娘会缠住离进行战地医疗的女兵最近的男兵让他买花,以至于部队前进寸步难行,并且延误了许多伤员的救治。

  23.我军先遣渗透部队刚刚进入北京,意图占领玉泉山制高点,结果由于迷彩化装失误,被寻园保安当作进城卖菜农民乱棍打出,伤亡惨重。

  24.巷战时,中国人从来不躲在屋子里,他们宁可以垃圾堆自行车为掩体和我们对射。开始我们以为他们缺乏基本军事素质,后来才发现躲在屋子里更危险,曾经有一发手枪子弹打穿半米厚的承重墙后又打死我们一名士兵!在战场上还出现了被一颗手榴弹炸塌17层居民楼的惨剧,部署在里面的整整一个连的士兵无一生还。现在中国的居民楼被我们称之为坟墓。

  25.最惨烈的一仗莫过于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的那场恶战。第八师一团奉命去里面清查档案,以找出中国官员的犯罪证据,来动摇人心,没想到当他们接近目标大门时,事先已化妆的他们被当成了前来维持治安的武警,立刻与前来***的人群发生冲突。得到消息的***人群源源不断地从北京南站等地赶来。事态不断扩大……

  26.中央情报局曾经在战前10天派100名高级谍报人员潜入大街小巷收集情报,结果无一生还。后据北京某街道办声称,有近50人在和本地侃爷们套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滔滔不绝的时政分析所诱,走向了光明,近30人在和本地妇女套情报时受不了他们的嗓门精神失常丧失战斗力,其余20多人则是下落不明,据说是在天上人间调查时被高薪招安作了保镖。

  现在,各位议员们,我提议让我们为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4691名,也就是八师一团的全部战士默哀三分钟…



 
舒鱼 @ 2006-03-20 22:46

巴勒斯坦人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转帖)

  我现在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留学,看到很多网友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一知半解,所以才不得不说两句。

  有网友把巴人的人肉炸弹恐怖袭击与中国当年的打日本鬼子相提并论,这绝对是错误的。这些恐怖活动大部发生在以色列的合法领土内,比如西耶路撒冷,Tel-vive而且他们袭击的是平民。中国抗战中有谁去日本本土抗过战,而且抗战将领刘伯承还抚养过日本小女孩的。(只因为她是平民。)

  所以将二者相提并论绝对是荒谬的。在巴人实行的恐怖活动中,已有两起有中国人死伤。这虽然不能断定是专对中国人的,但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一直在无视中国人的存在,虽然中国对他们一直是最友好的非阿拉伯国家。

  但另有一个事实又说明,中国工人与巴工人一直是竞争对手,在以色列对中国开放劳工市场之前,巴工人主要依靠在以色列打工为生,现在中国工人来了,友好,勤奋,聪明的中国工人是他们的眼中钉。所以也不排除他们有专对中国人之疑。

  据我所知,这里就发生过多起抢劫中国工人的案子。其中有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几个中国工人挣了半年钱,要将其寄回家,因为巴人地区邮寄收费比较低廉,因此他们就打一辆TAXI去寄钱,结果被那个司机载到无人处,被其同伙所抢劫。这可是他们半年的血汗钱呐。这就是我们的巴勒斯坦朋友!?

  有人会说,巴勒斯坦人苦啊,他们苦吗,他们的贫困线在人均300美元/月(2500人民币)。他们只要坚持和平,在以色列他们有的是工作可做。月均在1000美元左右。而且还有美欧每年近2亿美元的援助。巴勒斯坦不足2百万人。要说真正苦的是这里的中国工人,他们出国前都交了5万到10万的中介费,也即是说,他们必须在这里拼命干一年,才能把这个钱还回来,第二年所得才是他们的。而他们只能在这里

  合法呆两年。所以这里有不少中国工人在打黑工。

  相对于巴以两个政府对受害中国工人不同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有所思索,一方面说,这是个人行为,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予以巨额赔偿,据说,对于遇害者家属,配偶每月5000元直至其重新组织家庭,一个孩子每月2000元直至其18岁。对于受伤者,根据残废级别给予赔偿。民间,还有不少人予以关心和帮助。

  和我一起工作的以色列同事在发生这件事第二天,就向我说对不起。看到这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对我们的那位朋友能不感到寒心吗?

  我建议任何一位对巴勒斯坦还抱有同情心的网友好好思考一下。

  其二:

  为什么我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提供人:水均益

  对比:一个是以色列,对当年中国人的帮助仍念念不忘;一个是巴勒斯坦,却质问我们为何不让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独立!

  为什么我要支持以色列?关于以中关系,巴中关系问题我可通过我的自身体验回答,在以色列有许多人听说我来自中国时,马上就说: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间里,帮助了我们,我们不回忘记。在以色列的利顺市有一个独立广场,在独立之火的周围有一圈石柱在火下有文字写着: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在一个石柱上刻着“CHINA”。以色列国庆节时,电视里播放的专题里,有当年住在上海的老人回忆当年中国人如何冒着被日本人抓住的危险,给他们送食品,老人流着泪说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吃的,他们是谁,连名字都没有……

  在巴勒斯坦拉马拉市不止一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不让东土耳其斯坦成为独立国家?还问我,你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比,谁更强?在耶路撒冷,在……,我想的问题是:我们吃糠咽菜的供养的纠竟是一些什么人呢?在帮他们的人中有伊郎,伊拉克,叙力亚,利比亚,沙特,我没听到中国这个名字。也许我们的帮助太少?显不出来?也许我们的帮助只帮几个人的家人在巴黎伦敦过奢华的生活?但在普通人的心中,中国是一个不许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兄弟建立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大国。一个是滴水之恩永生不忘,另一个我无话可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色列一直等待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和台湾发生关系,难道其忠心还不够吗?是是非非明眼人应看的更清楚。个人拿起武器、威胁他人安全时,他就不再是平民。什么媒体总是报道巴方死了多少多少“平民”,怎么不说他们使多少以色列平民受到伤害?为什么总是认为以色列、沙龙、是中东和平的阻碍、是暴力、是魔鬼的化身?如果阿拉法特是巴方的领导人,为什么他不能命令巴方的极端分子放弃恐怖活动,如果他不能命令,他还配做巴方领导人吗?还有和他谈的必要么!

  为什么这么多网友都不明中东的真相、憎恨犹太民族?要知道,他世代居住的家园被外民族占领自己被驱逐。所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若干年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家园成了别人的,他成了无家可归者。他难道不应该要回应该属于自己的家园吗?

  那些反对以色列的人,你回答:一个民族要求生存的权利,难道有错吗?周围的民族总来骚扰,扔石块、燃烧瓶、炸平民、搞恐怖事件,作为政府难道不应该制止吗?如果你是沙龙,你是以色列,会心平气和地说:和平、克制、忍让吗?为什么当初以色列建国时,那些阿拉伯国家不说和平,而是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力量来对付以色列这个刚刚建国的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实力悬殊也没能让不屈不挠的犹太民族妥协,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使以色列,这个中东地区唯一非阿拉伯国家存在了五十多年。阿拉伯人为什么在五十多年前不说和平?为什么在发动战争时不说和平?为什么每当他们失败时才提和平,等到实力恢复一些时,又毁掉和平,再次失败时,又提出和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是谁,在中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在,我国正在向前发展时,是谁帮助我们治理沙漠、农业?是谁帮助我们造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歼-10战机、以及一批具有世界级先进水平的武器。都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给我们带来什吗? 极端的“东突”以及天天要求给与的“援助”。




 
舒鱼 @ 2006-03-20 17:51

星云大师支持“一中” 反对“去中国化”


 
  (长沙综合讯)中国汉传佛教当代高僧、台湾高雄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昨天下午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学时,明确支持“一个中国”,同时表示不支持台湾民进党政府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

  据新华社报道,星云大师在岳麓书院以“中华文化与五乘佛法”为题发表演讲时说:“我个人主张,‘一个中国’的认知是毋庸置疑的。在台湾有少数人倡导‘去中国化’,我深不以为然。”

  星云大师说:“台湾2300万人,90%以上都是从大陆沿海地区,如福建、广东、江浙一带移居过去的。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通,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毫无二致,都说明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他接着说:“‘去中国化’后,我的祖先,我的故乡,我的家人都算什么呢?我今后不适合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的饮食,讲中国的语言,乃至不能以中国为家,我该怎么办呢?”

  1927年出生在江苏省,1949年到台湾的星云大师说:“我在台湾居住、弘法50多年,当然我也热爱台湾,但是我出生在中国,与中国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一生走过西北沙漠,到过敦煌写经,看过四川石刻,游过杭州西湖,曾在扬州的瘦西湖上荡舟、也曾在太湖滨上漫步。我在大陆的同学仍有人健在,我的祖庭江苏宜兴大觉寺正在复兴中,一旦‘去中国化’后,祖庭没有了,同学没有了,师长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高度赞赏胡锦涛

建“和谐社会”主张

  另据中新社报道,星云大师还高度赞赏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

  星云大师表示,胡锦涛适时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实在讲到了要点。不管国家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士农工商、有多少学派思想,但是国家社会的和谐是一个长治久安之道,和谐社会并非要大家一个模型,而是在国家领导之下,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国家的统一,国力的富强,国民的拥有。

  星云大师表示自己的一生“志在国家统一,行在佛教复兴。”他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效法岳麓书院传统的教育示范,培养佛教专门人才,担当将来服务社会的责任,将和谐社会推向最高点。

  他还阐释了自己对人间佛教的定义。他说,“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这次陪同星云大师访问大陆的台湾名流,包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荣誉会长、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亲民党党务高级顾问钟荣吉、财团法人新兴民族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理事潘维刚、远见杂志创始人高希均等。

  身为星云大师弟子的吴伯雄昨天在长沙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慈悲、和谐是佛学的基础准则之一。两岸关系也以和谐、和睦相处最重要。

吴伯雄说:“既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因大失小。追求大陆、台湾双方共赢,两岸共同获得发展才是应该努力的目标。”

  前天,星云大师一行在长沙参加了“ 觉有情——星云大师墨迹世界巡迴展”活动,并会见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

  星云大师对张春贤说:“我不管是到台湾还是来大陆,我都说‘回去’。因为我认为两岸是一家。现在大陆经济发展了,世界已对中国刮目相看,做中国人很自豪。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中国一定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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